（3）无法克制地经常在脑海中再现引发该PTSD的灾难或事故。

根据台湾法官法第92条、93条之规定， 检察长官的命令涉及强制处分权之行使、犯罪事实之认定或法律之适用的，应以书面方式作出命令并附理由，以使指挥监督的运作透明化，明确检察官与检察长的责任分际。即使上下级意见仍无法达成一致，上级也不应强行改变检察官的意见，而是由检察长行使职务收取权或移转权，更换案件的承办人。

(二)台湾——主任检察官的职责类似于大陆试点改革中部门负责人的职责 台湾检察官的工作集中于侦查、起诉和执行，检察机关并不会根据业务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业务部门，故无部门负责人一说。根据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处务规程第13条、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处务规程第21条以及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处务规程第20条之规定，台湾主任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检察事务监督、行政管理及法学研究等多个层面的工作。【注释】作者简介：姚莉(1963?)，女，湖北襄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办案权和定案权的分离导致的弊端使得审判委员会的存废或改造成为近些年我国司法改革的焦点之一，且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仍以合议庭或独任庭的名义对外作出裁判文书，故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基本审判组织。检察权兼具司法和行政的双重属性，在确保其公正、客观、独立行使的同时，又必须对其主动积极性格所具有的侵略性加以节制，故检察制度应当坚持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双重原则，能否协调好两种对立冲突的权力配置和运作模式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效。

现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在某些方面未能克服传统体制的影响，主任检察官的地位和作用被过于强调从而架空了其他承办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部门负责人与主任检察官的关系过于复杂影响了主任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实效性，而检察长对检察官的指挥监督不受任何限制则损害了检察官的司法独立人格。主任检察官通过检察长的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4]取得执法办案的相应决定权，对授权范围内的事项独立决定，自负其责。相关意见或主张彻底取消神经损害这一损害类型，或取消加诸其上的各种限制条件，仅以可预见性为其限制规则。

如在哈德帕诺斯特诉萨德和泰晤士报一案{22}中，被告在整个Iramian社区发放材料，宣称原告可通过性热线电话提供服务，原告因此失去在Iramian学校任教的工作。值得关注的是某些兼有财产和人身侵害性质的故意侵权类型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若属故意致人精神恐慌，则按暴力威胁侵权救济规则处理。紧接着， Dixon公司因以旧充新而判有罪。

4.惩罚性损害赔偿（vindictive,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惩罚性损害赔偿与补偿之损害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相对的一个概念，以判赔数额巨大而备受关注。如靳克斯所言，英吉利人，具有清教徒的心胸，总觉‘过失有触犯道德的含义。

但对此类责任的认定不能仅停留于可预见性要件一点上，而是要从时间、地点、获悉方式等接近度要件上严加限定。See Bone V. Seal [1975]1 AU ER 787。而法律委员会的立场显然在未满足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便专断地支持法律现状了{44}。在此案中，原告依约根据被告对拟购房屋质量所作的鉴定报告购房后，发现房屋须要大面积修缮，与报告书中所称的良好状况相去甚远。

[8]该案被告的养猪场12年来散发难闻的气味，妨害了毗邻的原告的生活，法院比照其他事故受害人嗅觉损伤的案件判处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0镑。在错误拘禁案中，英国法出于对人身自由的严格保护立场，对受害人适用极轻的举证责任规则。与本文讨论主题相关的问题是：诋毁同时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时，是否将其中的精神损失作为单列项目予以赔偿？对此，英国法律界看法不一。参见前引{34}, Nicholas J Mullany Peter R Handford书，第43页。

3.通常的损害赔偿（general damages） 此种损害赔偿是与特别的损害赔偿（special damage）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死伤者的亲属以及在场的警察就在此事件中遭受的心理疾患起诉负责现场秩序的警察局，遂成1992年的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一案。

存在此种情况的原因是：名誉侵权人一般为实力雄厚的公众媒体，刊登损害名誉的文字或信息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此时，课以较小数额的赔偿不足以震慑不法。同时，在英国，虽然大多数民事案件已经不再由陪审团审理，但损害名誉、恶意控告、错误拘禁等侵权却不在此列{5}。

其中，前者涉及储存在电脑中的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系根据欧共体指令而在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仅适用于自动处理的数据）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理论界对名誉损害赔偿的现行做法的主要质疑是：人身损害与名誉损害本身有不可比性，推荐人身损害赔偿作为陪审团判案参考是否合理。这基本上可被归为一种本末倒置。（二）隐私权益保护 出于对隐私侵权损害结果量化难度和滥诉的担忧，同时考虑到隐私保护与言论自由、知情权行使之间的关系难以合理协调，英国法律界主流意识一直反对采取统一的立法模式保护隐私权，亦即反对创设一项新的、独立的侵权类型如侵害隐私权用于专门保护隐私权{7}。由此可判明两点：其一，通常的损害赔偿主要针对因侵害人身所导致的不便、不快、不名誉而适用，从其救济的利益性质看，该种损害赔偿当属于精神损害赔偿。因而，明确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属于精神损害赔偿。

与之相应，英国法亦无经过一般化抽象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损害救济规则，而是按照一种近乎就事论事的思路，针对实际需要，在每种相关侵权行为类型中分别展开其保护规则，而一任对于精神利益的保护停留于分散化的规范模式之中。1909年的阿迪斯诉留声机有限公司案[18]是英国法上较早就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阐明司法立场的案例。

鉴于此，法律界人士提出改革建议，如Sedley大法官建议，用刑罚解决损害名誉行为的震慑与预防的问题，而侵权法则仅仅关注损害赔偿问题，以减少该类侵权的赔偿数额与损害人身案件相比过高的问题。由于被告越来越聒噪吵闹，原告和其他人一起提出要求被告退席

而法律委员会的立场显然在未满足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便专断地支持法律现状了{44}。就适用范围而言，故意侵权、过失侵权均有精神损害赔偿之适用。

【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事责任体系的人文改良——以人的精神利益维护的进路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10YJC820027）。显然，这里亦是将神经损害列为精神损害的范畴加以讨论的。[13]另有版本明确讨论所谓精神上恐慌（shock）或神经恐慌问题，并举下例以为说明：被告与原告以玩笑心态假告其夫因严重意外而卧病于医院，导致原告大病一场。其中的空间要件最初仅指事故发生地，后扩及幸存者接受急救的地方。

它反映了普通法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无形损害的独特视角，表明普通法对于现代条件下人的整体性存在需求的法律理解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就神经损害的救济规则而言，除了损害的证成须更多地借助现代医学标准以外，其他方面亦主要须适用无形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

与精神损害赔偿目的定位相适应，在精神损害的估量方面相应地便有考虑受害人意识状态的主观标准和不考虑受害人意识状态的客观标准。有名的精神性人格利益保护仅以名誉侵权救济为盛，设有专门的诽谤法和名誉保护法，而无专门的隐私利益保护法。

（3）无法克制地经常在脑海中再现引发该PTSD的灾难或事故。因而，此处的人身利益维护是决不可以被忽略的，人身损害救济路线才是真正可取的选择。

一、精神利益之不完备的权益保护路径 英国法不注重抽象权利的概括，因而缺乏有关人格权立法的完备体系。64 ER 293. {9} See Winfield, Right to Privacy, LQR, vol.47（1931）, p.23. {10} See Khorasandijian v. Bush[1993]3 All ER 669. {12} See Kaye v. Robertsan [1991] FSR 62, CA. {13}前引{3}, Andrew Burrows 书，208. {15} See John G. Fleming, The Law of Torts ,9th ed., LBC,1998,p.664. {16} See Samuel Warren, Louis Brandeis,u The Right ot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4, No.5,1890, p.193; William L. Prosser，Privac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48，1960, p.383. {21}See Alastair Mullis Ken 01iphant, Torts，2nd edition[ J].法律出版社，2003.312—315. {23}{27}{29}{32}[日]宫本英雄.英吉利法研究[J].骆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1—293,261—293,261—293,285. {24}Khodaparast v. Shad, The Times（1999年12月1日）. {28}{30} See Francesco Quarta,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U. S.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in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talian Supreme Court's Veto, Hastings Int'1 Comp. L. Rev.[Vol.31：22008],p.761-767,753—755. {31}{53}[英]靳克斯.英国法[J].张季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15,318. {42}Hunter v. Canary Wharf Ltd.[1997]2 All ER 426,451. {44}前引{34}, Nicholas J Mullany Peter R Handford书，46. {48}前引{34}, Tiernan Ralph 书，18. {54}参见前引{34}, Nicholas J Mullany Peter R Handford书，45. {55}同上书，49. {56}See Dulieu v. White [1901]2 KB 669. {59}参见前引{21}, Alastair Mullis Ken Oliphant 书，33. {61}参见前引{21}, Alastair Mullis Ken Oliphant 书，43—45. 【期刊名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英国法 精神利益保护体系 。此种机制主要依靠在侵权法中的适用得以运行。对于间接受害人的获赔条件被设定为：第一，起诉人和遭受实质性损害的受害人之间必须有紧密的爱和感情关系。

后来该规则中的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扩大到出于对自己孩子安危的担忧，获赔的同类判例的范围一度扩及诸如雇佣关系、非亲属关系、房屋毁损之类的案件。被告于是走到原告面前愤怒地对着原告叫嚷并挥舞拳头，但马上被坐在原告旁边的教堂执事制止。

相关意见或主张彻底取消神经损害这一损害类型，或取消加诸其上的各种限制条件，仅以可预见性为其限制规则。而于英国法过失侵权中，神经损害（Psychiatric injury or harm）[10]赔偿因其成立条件似乎不同于普通的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且其救济标的具有独立性和无形性，因而成为讨论过失侵权场合[11]中精神损害赔偿适用问题时必须面对的主题。

[14]对神经损害诉讼予以限制的政策考量有三：一是防止滥诉。加重损害由被告的例外行为所导致，是增加了的精神损害，应作为精神损害的一个亚种。